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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入学须做亲子鉴定”是典型的烦民证明 日前，广东东莞虎门有家长反映，当地教育部门规定父母单方或双方户籍在虎门，但孩子户籍不在虎门的家庭，如果孩子想入读公办学校，必须提供亲子鉴定证明。对此，虎门教育部门回应，亲子鉴定是为了保证教育公平，因为此前提供虚假证明的人太多，“出生证等材料造假的比例相当高”。(5月9日《南方都市报》) 为保证教育公平，要求户籍不在本地的孩子，在入读公办学校之前提供相关的亲属关系证明，当然并非没有现实合理性。但如果仅仅因为“此前提供虚假证明的人太多”，便舍弃“出生证”等既有的亲属关系证明，而随意任性地“另起炉灶”，新增像“亲子鉴定证明”这样的入学前置条件和门槛，无论在逻辑还是法理上，都是说不通、站不住脚的。 首先，即便“此前提供虚假证明的人太多”确实属实，这也并不能成为相关教育部门，将此类亲属关系证明文件本身完全弃置不用、彻底不予采信的理由。毕竟，“出生证等材料造假比例相当高”，在逻辑上也并不等于所有此类证明都是虚假不可信的，更不等于“出生证”这样的亲属关系证明本身是无效的。恰恰相反，依据我国相关法规如《母婴保健法》，“出生证”(即“出生医学证明”)原本就是证明亲子血亲关系的基本法定证明文件。这种背景下，仅仅因为“出生证等材料造假比例相当高”，东莞虎门教育部门便怀疑所有“出生证”真实性，甚至拒绝承认其证明亲子关系的法律效力，不仅在逻辑上显得“因噎废食”，而且在法律上也有明显的违法之嫌。更何况，如果“出生证”这样的证明也可以造假，那么，谁又能 保证在利益驱动下，“亲子鉴定证明”就不会同样造假呢——到时候，相关教育部门又该拿什么保证教育公平呢？ 更重要的是，进一步站在近年来社会公众十分关心的清理各种“奇葩、烦民证明”的语境下审视，东莞虎门教育部门这种要求新生入学需出具“亲子鉴定证明”的做法，同样也是非常荒唐不合理。因为这种“我娃是我娃”式的亲子鉴定证明，实乃一种十分典型“奇葩、烦民证明”，不仅会让相关民众“多跑腿”“多花钱”，而且也是明显违背此前中央三令五申的相关政策要求的。众所周知，针对各种“奇葩、烦民证明”，早在2015年公安部等12部门《意见》就给予过明确禁止，而2017年6月国务院相关会议更是进一步明确了“四个一律取消”原则，即“凡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一律取消，能通过个人现有证照来证明的一律取消，能采取申请人书面承诺方式解决的一律取消，能通过网络核验的一律取消”。 而以此对照上述“亲子鉴定证明”，不难发现，它事实上既是一种“没有法律法规依据”的证明，也是一种“能通过个人现有证照来证明”。因为现行任何相关教育法规，实际上都没有“入学须开具亲子鉴定证明”这样的规定；同时，要想证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子关系，通过现行既有的“出生医学证明”及“户口簿”等法定证明文件，都不难得到证明，根本无需再另行叠床架屋地出具亲子鉴定证明。 因此，面对“出生证造假”情况，相关教育部门的合理合法做法只能是，一面加强审核把关，一面配合执法部门追究造假者的法律责任，而不是为了自己省事，便舍弃现有法定的亲子关系证明文件，将证明成本转嫁给学生家长，并在没有法律依据情况下，任性地新增“亲子鉴定证明”这样的烦民证明。(张贵峰) 关键词：入学,亲子鉴定,证明责任编辑：芦静
女博士生的生育窘境折射出性别平等的缺憾 “女人是人吗？”学者凯瑟琳·麦金侬在20世纪末向美国社会提出了这个尖锐的问题。她指出，即使在女性权利在书面上已经得到承认的现代社会，女性依然在各个领域被贬低与侵害。如今，把这个振聋发聩的提问放到今天的中国，同样值得人们反思与回应。 近日，《中国青年报》的一篇报道《女性读博+生娃两全or窘途》将女博士生生育的问题放到了舆论的聚光灯下。这篇报道指出，许多女博士生要么在学术科研与家庭之间作一个“有你没我”的抉择，要么默默承担双倍的压力。 正如受访者在报道中所提到的，这种困境的直接原因，便是我国尚未出台对女博士生生育的相关政策支持。一方面，女博士生的身份依然是学生，无法享受 为女性职工提供的生育福利，而她们在经济上也只有一些微薄的收入；另一方面，与本科生或硕士生不同，博士生承担了与职场类似的工作强度与精神压力。 博士生的就读年龄和女性的 育龄高度重合，对这些女性提出“不生育”的要求，无疑很不恰当。因此， 与高校有必要对这个群体提供一定的生育政策支持，不论是提供产假还是生育补贴。如此，才能提供良好的环境，让女性免于面对家庭与学术的两难抉择。 然而，政策与补贴，未必能够彻底解决女博士“生育难”的问题。学界也有学者担心：如果照顾生育女博士生的政策过多，很可能导致博士生导师不敢招收女生，女性会在学术选拔中被边缘化。即便是初衷在于保护女博士的政策，也可能走向反面，让女博士生的处境更加困难。 这种左右为难的窘境，揭示了女博士生育问题背后更深层次的困境：女性在社会中需要同时承担双重角色。她们一方面需要证明自己的工作能力；另一方面她们与家庭绑在一起，需要证明自己是合格的母亲或妻子。正如罗塞尔·霍奇柴尔德在《第二轮班》中指出的——女性在工作时间之外，需要付出大量额外的时间处理养育儿女等家务事，这相当于是要上无薪的“第二轮班”，这让女性在工作的场域中天然具有劣势。在报道中可以发现，除了生育本身的生理活动以外，女性还被默认应该承担照顾孩子的主要工作，而父亲则常常缺席这类工作。 有社会学研究指出，家庭劳动在现实生活中基本是无薪的，并且其作用被贬低了，而女性恰恰是家庭劳动的主要承担者。当今，全职主妇越来越少，许多女性都开始走向职场。但是，这些走向职场的女性既要完成能够提高社会地位、实现自我的职场工作；又要完成一个作为妻子与母亲的所谓“义务”，这样的局面，无疑对这些女性不利。 女博士生的生育问题，实质上是女性家庭劳动不被承认的窘境的折射。 与学校的政策支持当然有助于缓解女博士生生育问题。但如果需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，社会需要重新思考家务劳动的重要性与意义，公平分配养育孩子的职责，保证不让女性独自承担“第二轮班”。只有通过破除女性就该是“贤内助”的迷思，让两性的劳动能够被平等对待，我们才能自信地重申宪法之中的庄严承诺——男女平等。(罗广彦) 关键词：女博士生,生育,性别平等责任编辑：芦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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